流水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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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有追求，才能活得更有意思

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，考虑得最多的就是：怎样度过幸福的晚年？大多数人都认为，没有病就是最大的幸福。我也这样想过。可是我近两年有个新想法，健康当然重要，但是活八十、九十，甚至一百，对别人没有什么好处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
我想来想去，我还能为人民干些什么呢？体力劳动不行了，又没有什么专长。有的只是几十年平凡的经历，可是这几十年中，也碰到一些可歌可泣的事。有些事，有些人是终身难忘的，还很有教育意义。不少老同志鼓励我，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写出来呢？其实我早就想写，只是感到自己的水平不高，怕写出来没人看。还得自花好多钱去印。就这样犹豫不决，十几年过去了，什么也没写出来。如今我已七十有余，就这样白白度过一生吗？我有一种负疚感，不写出来就对不住那些老战友、老铁兵、老邻居、老场长、老班长……特别在北大荒的那三十年，我“一颗红星向着党，自愿申请去边疆；无怨无悔三十年，至今仍唱北大荒。”北大荒山好水好，还能比江南更好？98年我和老伴一起去北大荒住了一个半月，到现在还想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主要是想那里的人。我不把他们写出来，心里就不好受。怎样才能实现我这多年的愿望呢？是电脑启发了我，现在很多人在用电脑写作，我何不用电脑写作，把想告诉别人的事用电脑写出来呢？不懂电脑可以学嘛！

去年九月，我参加了老年大学的电脑学习班，很快就掌握了五笔字型的用法，现在用女儿淘汰下来的486电脑，又配上一台小型打印机。可以自由地在电脑上写作了。过去我不敢碰电脑，怕把电脑搞坏了。想学，但心想：学会了又有什么用？自从我有了用电脑写作的愿望以后，就有了学电脑的动力。五笔字型有很多东西要记，我没有用太多时间就记住了。我首先用电脑整理了现有资料，用电脑打字写信。边学边用，越学越有兴趣，在电脑上修改稿子是很方便的，免去了抄稿子的麻烦，节省了宝贵的时间。增加了无穷的乐趣。学习、看报、看电视更有目的性了。这一学期我又参加了老年大学的文学班。求得进一步扩大眼界；提高写作水平。从学电脑中，我得到了这样的启示：我们老年人光老有所养，老有所乐是不够的，还要老有所学。只有学好了才能老有所为。自己不学好，要有所为，只是空有愿望。

现在，形势发展非常快，不抓紧学习，我们就跟不上啦！江主席一再告诫我们，要与时俱进。有的同志说：我们老同志自己不犯错误就行了。这样要求自己，太低了吧？党把我们当着国家的宝贵财富，我们老同志对自己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目标，这是形势的需要也是我们自身欢度晚年的需要！

回顾我这一生，工作很努力，学习也很刻苦，但东学一点，西学一点，什么都没有学好。离开工作岗位十多年了，现在多好的学习条件啊！为什么不早确定一个目标？像现在这样抓紧时间呢？

前几天八月中秋，三个女儿都打电话来问寒问暖。有的问，你一个人在家不感到孤单吗？我还真没感到孤单。为了保持我身体的活力，我每天要步行三公里以上以上；下小雨打着伞走，绝不偷懒。我这一学期，还参加了老年大学太极拳班，学打太极拳；我还喜欢摄影、唱歌，我是老干部合唱团的老团员。我只感到时间不够用，我要在有限的时间里，学到更多知识，写出更多的文章，把我在多年来想做的事，变成现实。到我见马克思的那一天，可以说一声，死而无憾！

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文章，但我充满了信心。巴金老人在《幸福》那篇文章中推荐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没有人因为多活几岁而变老，人老只是由于他抛弃了理想。”我现在体会到理想，不只是年轻人要有。老年人也同样须臾不能丢呀！那些老年犯罪的人，哪一个不是因为丢了自己崇高的理想？

我小时候身体不好，体弱多病，长得又小又瘦，初中毕业时，体重还不到八十斤，当时心想我能活到五十岁就不错了。后来在解放军的大熔炉里，身体才慢慢好起来。如今我们活到了太平盛世。党给了我们金色的黄昏，老年朋友们，鼓起勇气，对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标，向着伟大的理想，继续前进吧！

（没有日期，估计是2001到2002年左右写的吧，或者我再问问老爸）

永难忘怀的马场长

一九六三年八月下旬，我从良种场调到总厂工会工作。总场工会干事中党员不多，因此我很快就参加了支部工作。当时工会办公室和文工队、电影队合编成一个支部。主席李佩同兼支部书记。

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，农垦局各农场分期分批进行，八五三农场那个是较好的场，计划后期开展这一运动。但要立即抽出干部组成工作组，到其他农场帮助开展运动。李主席抽走了，工会办公室指定我为临时负责人，主持工会日常工作。李主席参加“社教”后，机关支部改选，工会原支部撤销，和机关支部合并成一个支部，我补选为机关支部委员。我成了工会实际上党内外的临时负责人。

我第一次承担这样重的领导工作，而且我和其他工会干事职务是平行的，担此重任犹为困难。领导上向我交代任务，有问题也都找我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受到批评。

马场长有清晨散步的习惯，我的家仍在小青山后住，也得早起望总场赶。一个清晨，在途中我与马场长相遇。此时正是广播站开始播音时刻。大喇叭重传出：“八五三总场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，总场医院广播站开始广播……”的声音。马场长叫住我，劈头问：“医院的扩音设备是你们批准买的吗？”我知道这套设备是李主席在家时批准买的便宜货。只好解释说：“这是一套便宜货，花钱不多。”马场长听了我这解释，火气更大了，不等我说完，打断我的话说：“便宜货？不要钱，在地上白捡，还得弯下腰……将来一步一个广播电台，怎么得了……”

此后，我与马场长接触的机会更多了。六四年夏锄，机关绝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被赶到生产第一线参加苞米地锄草。我被派到总场夏锄指挥部工作。兼负责出一份油印的《夏锄快报》，我既是总编，也是记者。凑够几篇稿子就送打字室油印。然后迅速分发各生产队。

一个晴朗的好天，马场长乘吉普车下分场检查夏锄，我带着一个讲义夹、一支笔随马场长同行。马场长风趣地说：“我今天还带着记者。”一路上只要看到有较多人在锄草，就下车检查锄草质量。马场长总是亲自做示范，表演他的锄苞米的高超技术。这时我锄草技术不高，想学一手，看得特别仔细，炳随手借一把锄跟着学起来。第一锄，在苞米苗前十多公分处下锄，铲到贴苗处，把锄往上一提，将锄铲下的土送到苗的后面。马场长叫这是“过头土”。然后在小苗旁，左铲一下，右铲一下，这时苗的周围已基本没有草，为了在苗旁不留一棵草，再贴着苗的两边用锄角扒拉两下。这样每一棵苗锄干净要有五个动作。马场长叫这个锄草发是“三锄两扒拉”。

在检查锄草中，马场长经常批评那些“猫盖屎”的锄草法，在苗边上用锄乱铲，只把草用土盖住，不把草连根铲掉。只能把草吓唬一下，过几天草还要长出来。所以他检查锄草质量，要将苗周围浮土全部扒拉开看。草根有一点连在土里，都是部合格的。一路上，下车无数次，走到离总场最远的五分场，马场长让车开到没有大路的，队与队交界的地方，下车看锄草情况，到五分场场部下车，见了分场领导，就批评他们光把粉擦在眉毛上，屁股上就不管了。我就专门看你们的地头地角。

第二天，我用头版头条在《夏锄快报》上刊出了马场长“三锄两扒拉”的报道。此后“三锄两扒拉”锄苞米的方法，全场家喻户晓，这一年苞米获得了大丰收。

我与马场长1960年就相识了，那年冬天他在完达山八五三总场集材指挥部领导各分场集材，装运红松，支援北京十大建筑，我在二分场集材指挥部做宣传工作。有时去总场指挥部开会，知道马场长经常批评人，所以对他总是敬而远之。从我调到总场工会后，有机会和马场长接近，经常听他讲话。有时还得为他起草发言稿，他拿到我们为他写的发言稿，说我的字写得大，不潦草，就开始念稿子，但念着念着就不念了。丢开稿子讲，讲得有声有色，深入浅出，语言诙谐风趣，大家更愿意听。但一念稿子就不行了。我这个为他写稿子的人也不愿听他念稿子。而愿意听他随意讲。所以，后来为他写发言稿，只写提纲，不写全文，这样既不丢掉必须讲的，又讲得生动，效果更好。

我为了学习他风趣的语言，开始记录他的讲话，觉得即使他批评人也不是干巴巴的，使人乐于接受，印象深刻。可惜，这些记录稿，没能保存到现在。

据说马场长是雇农出身，在抗日战争时，就在家乡山东带一部分人打游击。外号“马大牙”。这恐怕不光是指他的牙齿大，而是说他有演讲天才，说话有说服力，能教育人鼓动人。

马场长讲话，不但带表情，而且有动作，我在夏锄办公室值班时，经常有一些南方农村的小伙子，到农场来找工作。因为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到锄草第一线，值班室就得经常接待这些人，甚至安排他们的工作。我就向马场长请示，怎么处理这些事？马场长用两手圈起比划，这些小伙子，粗腿粗胳膊，收下他们，把他们介绍到工程大队去出大力。按当时政策，全国精简职工，是不容许国营农场吸收职工的。但按农场实际，这些所谓“盲流”是给农场做出了贡献的。

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，六七年二月二日，工农总部造反派夺了马场长的权，把马场长等当权派关进了“牛棚”。我从心底里认为马场长是个好领导，不该把他们打倒，因此站到了“保皇派”一边，反对夺权。

文化大革命后期，马场长被解放，调出八五三农场，到另一个农场当场长。但他在八五三农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，对八五三怀有深厚的感情。离休时主动要求回到八五三农场。农场为他新建一处住房，他坚决不搬进去，扔住原来的旧房子。直到离开人间。

马场长七十年代末得肺癌住院，我第一次去看他，见面时我不知说什么好，还没想出恰当的话。他就先开了口：“小伙子头发都白了……”和我开始了亲切的交谈。

隔了约一个月，我第二次去看他，他已躺在病床上，有气无力，我不能和他多说话了。第三次去看他时，理发员在为他理发，准备远去了。我含着泪水和他诀别。

写到这儿，我哭得再也写不下去了。

98年我去八五三探亲，找到了马场长的墓，留下了永久的纪念。（见照片）

丁玲、陈明到我场参观访问

六四年夏，一个晴朗的下午，我正在夏锄指挥部值班，突然进来一位年轻同志。递给我一封介绍信。我打开一看，上写：“兹介绍我局文艺处***同志陪同丁玲、陈明二同志到你场参观访问，请接待，并给予方便。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，似乎有点不太相信。大作家、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作者，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、大右派……我来不及想那么多，迅速跨出大门外，只见一辆吉普车停在门外的大路上，一个高个儿40随左右的男同志已经下车；一个个儿不高，稍胖，头发已经花白，六十岁上下的女同志正在下车。我一看，果真是丁玲、陈明同志。我迎上前去，请他们进去休息、喝水。丁玲同志第一次来八五三总场，似乎很新鲜，下车后没有立即进值班室，对我说，我现在外面活动活动筋骨，长时间汽车的颠簸够他们受的，我说这也好。

因为领导事先没有交待，我有些慌乱，立即进去打电话给总场政治处主任路连山。此时路主任在一分厂五队蹲点，我告诉他丁、陈已到我场请他立即回来。再把他们三人送到办公室后面的小招待所。让小伙房给他们准备饭菜。

路主任接到电话后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当晚我去丁、陈住所看他们，屋子里已有好几位同志，只见丁玲同志谈笑风生，指着**说，你是搞文艺的，那就很活跃了？指着方元同志说，你是画画的，那就很文静了……这样我的接待任务也就算完成。坐了会儿就告辞了。

丁、陈在路主任的亲自安排下，接连几天去了一分厂、四分厂（雁窝岛），参观访问，早出晚归。小招待所离我家较近。有时在夕阳西下暮色即将来临的傍晚，可以看到丁、陈两位手拉着手，肩并着肩在大路上散步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心想，不止他们又在酝酿什么大作了。

据说丁、陈到农垦局各场参观访问后就要回到北京。遗憾的是，六六年不幸的大革命开始了，他们回北京的梦想又拖了很久很久。

我种小开荒地的开始

六二年五月中旬，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二分场场部南边大公路两旁突然冒出几股浓烟，猫烟的范围越来越大，有几处还出现了明火。有人喊：快去救火！现在正是防火季节，山上的雪已化完，青草尚未长出，山里的松树叶、枯草，见火就着，引起山火可要出大问题。接着分场的广播站开始呼叫，同志们，快自带工具竹条扫帚、铁锹都可以，只要能拍火的都行。立即跑步向起火的地方救火。烟火就死命令，分场书记、场长，附近五队、石灰厂、畜牧队、工程队，顷刻间有几百人赶到了打火现场。分场部和五队之间公路两旁的荒草多处都在燃烧，已经出现片片焦土，草灰中还冒着青烟。成片的草地火顺着风势正在向东边完达山边推移。人们自动向有火的地方拍打。这里火灭了，另外地方又起，地高低不平有些地方还有水，树根、草根，盘根错节。看来这几百人一下子在短时间内很难把荒火全部拍灭。正在危急之时，突然风向转移，挂起了偏东风，火不向山间延伸了，而向已经燃烧过的地方刮回。这样火很快就小了。加上人工的拍打，一场火险，侥幸躲过。一片肥沃的黑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分场部管理员，正在找菜地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分场部白捡了块刚烧过荒的草地，作为分场部的菜地。

我们分场部的几位工作人员也正在到处找小开荒地。句书记对我说，明天是星期天，我们也来开点荒。正合我意，我回答，明天一定来。我在一个小桥旁，找了块合适的地方，挖了及锹，认为很理想。星期天一大早，我饱餐一顿后，扛着铁锹，向小桥边走去。不知为什么句书记没有去。此后，我开始了我小开荒的历史。那小桥旁，度过了很多个星期天。种出了我自己吃不完的苞米、土豆、南瓜……直到63年我离开二分场。

荒火没有进山，还为我们找到了菜地。可是这火是什么人引起的？是无意点火，有意破坏？不能不追查。经过几天的调查，这里没有人住，小开荒没有人跑这么远，无意丢烟头的可能也不大。因为不是一处起火，而是多处同时起火。正在疑惑之时，有一位职工说，那天下午有一辆小汽车从这里经过。火是在小汽车走后发生的。是不是此荒火与小汽车有关？经过核对小汽车是王震部长从八五三去八五二农场。王部长看到道旁那些荒地草长得有人高，荒着太可惜，就下车点了几把火，把荒草烧去，好让同志们开荒。未料到风向变化，差点引火上山。到此山火原因真相大白。